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，世居着一个古老族群——白马藏族，他们是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之一，被称为“人类活化石”。在那个没有文字、只有时间的部族，当镜头穿越1999年到2024年，穿过外面世界的沧海桑田去凝望同一片土地、同一群人，会是怎样的生命之歌？
10月31日晚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携纪录片《白马姐妹》来到大光明电影院，带着遥远的传说、沧桑的民族故事。影片将于11月5日登陆全国艺术联盟专线发行。如映后环节张同道所言，“我的镜头不撒谎”，这部纪录片里有能歌善舞四姐妹的生活变迁，有一方村寨遭受百年洪水后的韧性重建，也有一个古老部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、坚守与困惑。
简言之，《白马姐妹》用影像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族群留下一段真实的生命印迹。
“爷爷的爸爸是谁？”
《白马姐妹》并非第一部关于白马藏族的纪录片，早在2004年，央视就播出过一部《白马四姐妹》。特别的是，两部背后的主导是同一位纪录片人。
1999年，张同道作为央视《中国文化之谜》的导演之一，正在四川找寻三星堆的答案。他们顺着长江往上游寻，一路找进深山，却意外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厄哩寨见到了山林里的白马人。留下三星堆文明的族群不知去向，而眼前这群鲜活的白马人却源头成谜——因为没有文字，没有记载，关于这个族群的发源、流变、迁徙，至今没有学术上的定论。今人只知，他们主要聚居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、阿坝州九寨沟县以及甘肃文县等地，2015年人口约2万余。
“因为没文字，没记载所有人的记忆，到爷爷就没有了，爷爷的爸爸是谁？暂时没有答案。”来自纪录片人的敏感和职责让张同道意识到，要记录，就是此刻。
随后的过程似乎水到渠成，一个能歌善舞的部族，像花儿般鲜活的伍音早、晓小、小英美和金银早四姐妹进入张同道团队的视野。“与其说是我们选择镜头聚焦的方向，不如说，是被记录的人们自然生长。”
不过，如今再回望，张同道坦言，最初的镜头是带着距离感的。他和小英美对话，问一长句，对方答几个字，表情也始终没什么波澜。小英美的父亲更是只露出了一个背影。1999年的初次拍摄告一段落，临别时张同道说下次还来，“老人是当过兵的，见过世面的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，流露出充分的不信任，只是他没有说破”。
直到第二年夏天，这群纪录片人又扛着机器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走进厄哩，一见面，老爷子用双手抱住张同道的手说了句“你说话算数的”。
就这样，一个承诺，纪录片人践行了四年。1999年到2003年四年时间，他们与白马人同吃同住，记录下四姐妹的成长、她们改建家庭旅馆的生活场景，见证当地从伐木狩猎转型发展旅游业；也融入一些白马藏族的历史传说与文化细节，比如“跳曹盖”这一国家级非遗。2004年，纪录片《白马四姐妹》在央视播出，还入选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。
但“爷爷的爸爸是谁”，这个问题依然等待答案。
命运的齿轮在2020年盛夏再次转动。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冲毁白马村寨，二姐晓小的女儿田冬梅一通带着哭腔的电话“我妈妈已经不见三天了”，把张同道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神秘的村寨。他带着团队重返故地，又是四年。
“五块钱一个镜头？”
一个村寨，此前已用四年时间拍摄记录，2020年，同一片土地，同一群人，还能拍什么？
固然，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，成了最强力的“编剧”，生生给纪录片开辟出重建家园的“剧本”。但时间本身的力量其实已足够动人。上海观影现场，复旦大学教授唐骏感慨，时间是纪录片的首要因素，“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，所有故事的张力、情感的积淀都会呈现出来，而生活本身比戏剧更精彩，所以可以说时间是纪录片最好的编剧”。
时间在《白马姐妹》里首先显影为记录载体的变迁。从1999年、2000年胶片记录的4:3画幅，到2020年后数字摄像机甚至手机留下的16:9横屏、竖屏不一的画面。
更有意思的变化，在乎镜头的距离感。
张同道提及，1999年，他第一次拍摄白马人，听闻他们即将在除夕那天晚上狂欢一夜，“全寨子人要唱跳一晚上，我就从峨眉电影厂拉了一卡车的灯、带着大摇臂进山”。他想把整场仪式记录下来，费劲力气，结果发现，现场电力只够支撑两个摇臂……“镜头与人是有距离的”。
四年又四年，纪录片团队几乎跑遍厄哩寨全部100多户人家。渐渐地，人与镜头之间的距离感，也在时间的推移中步步消弭。
要记录口口相传的民歌，张同道把村寨里“70后”“80后”乃至“90后”都“摇”来了。想拍摄村寨里大会小集，村民们也毫不设防，成片里一些镜头都快“怼脸”了，都无人叫停。
完全真实、敞开的拍摄里，《白马姐妹》获得了许多可遇不可求，更无法摆拍的镜头。比如，有村民站在山路边，半真半打趣地对着镜头说：“拍一下五块钱。”张同道说，当然不可能给钱，“给钱了，他们就是我的演员了”，纪录片追求的，不介入、不审视、不评判，仅仅真实记录当时的状态。
又比如，灾后重建的过程在贴地视角里重现。特大洪水过后，大地一片狼藉，村寨面目全非，摄制组在洪水过境后一周内赶到当地，紧随村民重建的脚步，在泥泞中记录真实。重建的过程有众志成城的一刻。古老的木质房在山地里平移，没有任何现代机械助力，纯靠村民们肩并肩、手靠着手，跟着齐整的号子一步一步，稍有不慎，二层的房梁脱落掉下，虽是木质，也能砸出脑门上一个包、渗出血。这样的互帮扶持，村民们不谈钱，一声招呼、一呼百应，主家只需架锅下厨，杀鸡烹肉，让乡亲们饱餐一顿。
当然，艰辛劳作是必然，还有更让人着恼的事。政府给村里的重建和维护发放了一定金额补助金，100多户人家，重灾、轻灾如何界定，村寨的公共设施该不该从这笔补助金里切块，都成了村大会上据理力争的矛盾焦点……
这些情节不预设、不粉饰，更不造假，那是白马人发自内心的情感释放，而合乎人性本质的真实流露，也能让观众轻易共鸣。
“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分享给各位。我们唯一的差距是事情发生时，我在场而你们不在场，这个民族我遇见过，而大家可能没见过。”张同道说，团队花时间记录，就是想把一个群体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生活分享给大家，如此而已。
“生命如旅人，不唱不跳干啥”
高清的4K画面里，白马神山峻伟神秘，王朗雪岭巍峨挺拔，夺博河水奔流不息，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物就在村寨不远处的国家公园里安然栖息——一切看起来，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但新建的高速公路让外面的世界不再遥不可及，现代化进程无可避免影响着也改变着古老村寨农耕播种、狩猎伐木的原始生活方式。
如何传承着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握手言和，白马人自有智慧。《白马姐妹》记下他们在KTV的一夜，不似1999年整个村寨围着篝火唱跳一整夜，搬进县城的楼房后，村民们有时家中载歌载舞到深夜，扰得邻居报警。到KTV里唱一夜、跳一夜，是白马人找到的折中方案。
更有意思的变与不变，投射在白马四姐妹的生活里。1999年春节，除了二姐晓小，其他三姐妹都一心想往外跑。时年25岁的大姐伍音早，想逃却留下；三姐小英美当年17岁，站在成年的当口立志，“我要去九寨沟跳舞”；四姐金银早才13岁，说话奶凶奶凶地：“我不喜欢大山，我要出去！”
到了2020年夏天，一场灾难又将姐妹重新聚拢，共同投身于白马寨的重建中。如果说白马姐妹年少的出走是金花盛开的坚然决心，那么成长后的回家便是属于白马寨人的回归。而张同道带着团队用镜头完成的，则是一场关于人生巨变的命运交响，跨越24年的纪实蒙太奇：
《白马姐妹》里，大姐在废墟上拆烟囱，20年前的她正在安装烟囱；三姐对着手机描眉画眼，1999年她拿铅笔对镜梳妆；二姐捡起广告看着曾经的自己，1999年的二姐正背着南瓜由远及近走来。
为了找回“古老的民歌”，张同道遍访附近村寨爷爷奶奶们全部，抢救了一批濒临消失的白马民歌。民歌是白马人的生活日常和生命哲学，正如酒歌唱的，“人活一辈子，又唱又跳一辈子，只有唱和跳的欢乐才属于我们的。生命如旅人，不唱不跳干啥？”
在白马人的生活里，“跳曹盖”不是表演，而是为家园祈福的仪式；“圆圆舞”不是展示，而是劳作后围炉共乐的日常；古老的歌谣更不是标本，是母亲哄睡孩子时的呢喃。
影片中最动人的场景，是山洪过后男人们扛着木料修路，女人们一边和泥砌墙，一边哼着祖辈传下的调子。当新寨落成，四姐妹穿上绣着云纹的传统服饰，戴着木质的曹盖面具跳起祈福舞，面具后的眼神里，有对祖先的敬畏，更有对未来的笃定。
张同道说，大姐伍音早既会用智能手机接旅游订单网络配资，又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濒临失传的《酒歌》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，是文化生命力的验证，“让更多人看到非遗不在博物馆的陈列，非遗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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